三曹詩選|書籍線上App不用買-HotApp4Game

建安時代被學界譽為“文的自覺”的時代。這個時代詩人輩出，云蒸霞蔚，“彬彬之盛，大備于時”(鐘嶸《詩品》)。詩人們在創作中抒發理想，描繪民瘼，呈現出慷慨悲涼的詩歌風貌。其中最為杰出的當推曹氏父子。

東漢末年，三大社會矛盾激化：一、外戚與宦官互相傾軋。延熹二年(159)、建寧元年(168)和中平六年(189)宦官集團三次發動突然襲擊，分別謀殺了外戚大將軍梁冀、竇武、何進。何進死后，袁紹捕殺宦官，結束了東漢社會宦官與外戚交相擅權亂政的局面。二、清流士人與濁流惡勢力的較量。延熹九年(166)、建寧二年(169)兩次發生黨錮之禍，清流士人遭到了殘酷鎮壓。三、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。中平元年(184)爆發了黃巾起義，東漢帝國陷入風雨飄搖之境。此后，中國大地陷入了軍閥混戰的歲月。隨著社會政治的動蕩和經濟危機的加重，學術思潮與士人思想觀念也大為改觀，經學神學體系全面崩潰。漢末批判思潮出現，具有獨立精神的思想家王符、仲長統、徐幹，對社會進行冷峻的批判與反思。士人面對現實作出了不同的抉擇：或者放縱情志，追求生命本然的享樂；或者隱居山野，躬耕壟畝。“茍全性命于亂世，不求聞達于諸侯”(諸葛亮《前出師表》)；或者平暴除亂，投身于安時濟世的時代洪流中。

這是一個呼喚英雄也誕生了英雄的時代。這是一個呼喚詩人也誕生了詩人的時代。曹操、曹丕、曹植父子三人既是時代的精英，也是時代的歌手。

曹操(155——220)，三國時政治家、軍事家、詩人。沛國譙(今安徽亳縣)人。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，早期對漢室抱有幻想，入仕之初，他打擊濁流惡勢力，上書為黨人領袖請冤。后來，他目睹了東漢政權的腐朽，逐漸認識到漢不可為，于是他利用自己日隆一日的政治軍事權力，走上了重造“天下”之路。建安元年(196)，曹操迎獻帝都許(今河南許昌)。從此用其名義發號施令，先后削平呂布等割據勢力。官渡之戰大破河北割據勢力袁紹后，逐漸統一了中國北部。建安十三年，曹操率軍南下，被孫權和劉備的聯軍擊敗于赤壁。其子曹丕稱帝后，追尊曹操為武帝。“漢末，天下大亂，雄豪并起，而袁紹虎視四州，強盛莫敵。太祖運籌演謀，鞭撻宇內，攬申、商之法術，該韓、白之奇策，官方授材，各因其器，矯情任算，不念舊惡，終能總御皇機，克成洪業者，惟其明略最優也。抑可謂非常之人，超世之杰矣。”(《三國志·魏書·武帝紀》)

曹操現存詩歌二十馀首，這些詩篇或寫民生疾苦，或抒一統天下之志，悲涼慷慨，剛健有力，氣韻沉雄。“太祖御軍三十馀年，手不舍書。晝則講武策，夜則思經傳。登高必賦，及造新詩，被之管弦，皆成樂章。”(《三國志·魏書·武帝紀》)

曹丕(187——226)，字子桓，曹操次子。他生于亂世，長于軍中。從政途上看，曹丕很幸運。建安十六年(211)正月，曹丕被任命為五官中郎將，副丞相。建安二十二年(217)曹丕被封為魏太子。建安二十五年(220)正月，曹操去世，曹丕襲爵，嗣為丞相。十月曹丕稱皇帝，廢漢獻帝為山陽公，改元黃初。他在政治上效法漢文帝，實行以德化民和與民休息的政策，主張輕刑法，薄賦稅。改變了曹操用人唯才的政策，實行“九品中正制”。

曹丕現存詩四十多首，“子桓詩有文士氣，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。”(沈德潛《古詩源》)其詩多寫游子思婦之情，對人生進行哲學的思考。他的《典論·論文》被學術界視為文的自覺的號角。

曹植(192—232)，字子建，曹操之子，曹丕的弟弟。子建的生活與創作以“司馬門事件”為界，可以分為前后兩個時期。曹植在少年時代就表現出文學上的才華，“年十歲馀，誦讀詩、論及辭賦數十萬言，善屬文。太祖嘗視其文，謂植曰：‘汝倩(請)人邪?’植跪曰：‘言出為論，下筆成章，顧當面試，奈何倩人?’時鄴銅爵(雀)臺新成，太祖悉將諸子登臺，使各為賦。植援筆立成，可觀，太祖甚異之。性簡易，不治威儀。輿馬服飾，不尚華麗。每進見難問，應聲而對，特見寵愛。”(《三國志·魏書·曹植傳》)曹操在很長的年月里未立太子，曹丕和曹植兄弟都有被封太子的可能，有幾次曹操幾乎要宣布讓曹植做太子，但后來曹操還是選擇了曹丕。‘曹植的失寵，最主要的原因是曹植“任性而行，不自彫勵，飲酒不節。……植嘗乘車行馳道中，開司馬門出。太祖大怒，公車令坐死。由是重諸侯科禁，而植寵日衰。”同時也由于曹丕“御之以術，矯情自飾，宮人左右，并為之說，故遂定為嗣。”(《三國志·魏書·曹植傳》)后期的曹植雖然名為藩王，實為囚徒，時刻有性命之憂，“文帝即王位，誅丁儀、丁廙并其男口。植與諸侯并就國。黃初二年，監國謁者灌均希指，奏‘植醉酒悖慢，劫脅使者’。有司請治罪，帝以太后故，貶爵安鄉侯。”(《三國志·魏書·曹植傳》)數年后，“深為東郡太守王機、防輔吏倉輯等任所誣白，獲罪圣朝。”(曹植《黃初六年令》)“及到雍，又為監官所舉。”(同上)曹睿時代，從生活上有了很大改變，但在政治上依然受到猜忌和不信任。“植每欲求別見獨談，論及時政，幸冀試用，終不能得。既還，悵然絕望。時法制，待藩國既自峻迫，僚屬皆賈豎下才，兵人給其殘老，大數不過二百人。又植以前過，事事復減半，十一年中而三徙都，常汲汲無歡，遂發疾薨，時年四十一。”(《三國志·魏志·曹植傳》)

曹植現存詩歌八十多首。身處于世積亂離、風衰俗怨的建安時代，遭受“自謂終天路，忽然下沉泉”(《吁嗟篇》)之變故的曹植，其詩歌充滿了悲哀、憂傷、怨懟，則自是情理之中的了。前期詩歌以游樂言志贈別為主，風流自賞，豪健灑脫，然亦有憂世、憂生之嘆。曹植的《名都篇》《閨情》等詩寫他早期的享樂生活。單純讀這類詩，的確給人以“公子不及世事，但美遨游”(謝靈運語)的印象。他有時沉浸、陶醉于這種貴介公子的享樂生活，樂而忘憂。但斗雞走狗、金觴肴饌、紅顏妖姿帶給子建、子桓兄弟的，并不都是歡樂的感受，透過這表面的歡樂，他們往往會體會到更深刻的悲涼。子建早期的言志詩可以《白馬篇》為代表。“篇中所云‘捐軀赴難，視死如歸’，亦子建素志，非泛述矣。”(朱乾《樂府正義》卷十二)它與《名都篇》恰恰形成了鮮明對照，這兩首詩恰恰表現了曹植人格的兩極。